1950年，一个叫张克明的人来到四川通江，和一个村姑结婚，村姑发现这个丈夫不对劲，向解放军反映情况后，发现此人竟是国军中将王凌云！
1950年深秋，四川通江县一个偏僻的山村里，来了个外乡人。
这人四十来岁，个子不高，瘦瘦的，穿着一身补丁摞补丁的粗布衣裳，脚上的布鞋烂得露了脚趾头。他挑着个担子，一头是个破包袱，鼓鼓囊囊的，另一头是口小锅，锅盖上还搁着个豁了口的碗。他沿着山路走了一天一夜，天擦黑的时候，才进了这个叫石盘村的地方。
村里人看他那模样，以为是逃荒要饭的。那时候刚解放，到处都有逃难的人，见怪不怪了。有人问他打哪儿来，他说河南的，遭了灾，一路讨饭过来的。问他叫啥，他说叫张克明。
过了个把月，他干了一件让全村人都瞪眼的事——他托人说媒，要娶村里一个叫李秀英的寡妇。
李秀英那年二十四五，守寡三年了。男人死得早，给她撂下一个病恹恹的老爹和一个七八岁的弟弟。一家人就靠她一个人种那两亩薄田，穷得叮当响。村里人都说这姑娘命苦，长得倒周正，可谁家敢娶？拖着一家三口，娶回去就是个填不满的窟窿。
可这个外乡人说娶就娶，不光娶，还拿出来一份让所有人眼珠子都快掉出来的聘礼——四十八两黄金。
那时候一斤米才几分钱，一块大洋能买几十斤盐。四十八两黄金，够把镇上那条街铺面都买下来。李秀英一家子别说见了，听都没听说过这么多钱。
然而，成亲那天晚上，李秀英就觉着这男人不对劲。
她男人手上也有茧子，可那茧子的位置不对。庄稼人干活，茧子长在手掌心，是握锄把磨出来的。她男人的茧子，虎口和食指第一关节那里最厚，那个位置她见过——当年她男人在世的时候，在乡公所当差，配过枪，那茧子就是那个位置磨出来的。
第二天下地掰玉米，李秀英把锄头递给他，让他把地边那几棵倒了的玉米扶起来。他接过锄头那一下，李秀英心里咯噔一声——他接锄头的姿势，笔管条直，手一伸一握，干脆利落，像是接过什么东西似的，不是庄稼人那种随手一抓的松垮劲儿。
接下来的日子，这种不对劲越来越多。
秋收的时候，别人都在泥地里打滚，他不。他下地也要把裤腿卷得整整齐齐，鞋上沾一点泥都要赶紧擦掉。有一回田埂垮了，别人拿锄头刨土堵上就行，他不，他非要找几根木桩，按个三角形打进地里，说这样才结实。
他走路也有问题。饭后没事在院子里溜达，走着走着步子就慢了，三步一停，像是在等什么人。李秀英问他走得好好的停下干啥，他愣了一下，说鞋里进沙子了。可那鞋底干干净净的，哪有沙子。
说话也藏不住。有天晚上他在灶前烧火，李秀英在里屋隔着门帘听见他嘴里嘀嘀咕咕的，什么“第七师”“第九兵团”，说得挺顺溜。李秀英撩开门帘问他在说啥，他脸色一变，说是算账呢，欠人家多少钱，数着数着就数出来了。
李秀英不敢往下想，可心里那根弦越绷越紧。
真正让李秀英下定决心的，是那年冬天。
那天下大雪，李秀英在家收拾屋子。她男人那个包袱，从来不让动，去哪都带着，睡觉都枕在脑袋底下。那天他去挑水，走得急，包袱没拿。
李秀英犹豫了半天，还是打开了。
里头有两枚军徽，擦得锃亮。还有一本蓝皮的证件，皮都磨毛了，里头的照片，是一个穿着军装的男人，戴着大檐帽，腰里别着一把带穗子的军刀。那张脸，她太熟了——是她男人，是新婚几个月的丈夫，可那不是逃难的张克明，那是个将军。
第二天一大早，她就出了门。去区上要走二十里山路，区上的解放军同志听她说完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一个干部问她：“你确定？”
李秀英点点头：“我亲眼见的。”
两天后，几个穿军装的人进了村。他们敲开李秀英家的门，那个叫张克明的男人正在炕沿上坐着，他没跑。他就那么坐着，理了理身上那件旧棉袄，把头发往后抿了抿，说：“我等你们很久了。”
他叫王凌云。不是什么逃荒的河南人，是国民党第二军中将军长，当过豫西剿匪总司令。抗战那几年，他在怒江跟日本人死磕，打过腾冲，进过缅北，是个真刀真枪拼出来的将军。1948年南阳丢了，他带着残部一路往南跑，云南、重庆，最后钻进四川的大山里，带着那四十多两黄金，藏了两年。
他不想去台湾。他说不清为什么不想去，也许是不想离老家太远，也许是觉着这一跑，就真的什么都没了。
他被送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。头几年，他不服管教，每天在院子里走来走去，走的还是当兵时练出来的步子，一步七十五公分，不差分毫。他跟别的战犯吵架，把牢房当成阵地，逮谁跟谁较劲。
1961年年底，他第一批被特赦。出来后安置在河南老家，在政协里做信访工作，每天收发信件，登记来访，跟个普通办事员没什么两样。1963年调到郑州，还是在政协，每天上下班，骑辆破自行车，见了人就点点头。
同事们都以为他是个退下来的老同志，没人知道这个沉默寡言的老头，当年手下管着几万人。
四川那个小村子里，李秀英后来又嫁了人，安安稳稳过了几十年。有时候跟人说起当年的事，她还记得那四十八两黄金，记得那修成三角的篱笆，记得那张穿军装的照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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